金锡逊

一件文字作品，著作者是谁，人们是很关心的。对于署名权，作者本人自然也是在意的。

最早提到作品与作者关系的，要算是曹丕了。他在议论文学作品时，说文章是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还毫不掩饰地说作者可以“声名自传于后”、“成一家言”。他说得够大胆，不怕后人批评他有提倡名利之嫌，对后代著述者的鼓励功莫大焉。

可是有明知谁是著作者，那作者却将自己作品拱手相让的，真令人肃然起敬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说汉代大儒郑玄，正在给《春秋传》作注，接近完稿。有一次外出和服虔相遇。郑玄并不认识服虔，服虔在车上对人说自己已经在注《春秋传》。服虔是九江太守，也是一位研究《春秋传》的学者。郑玄暗暗听了好久，觉得服虔的见解和自己略同。郑玄就靠近车子说：“我老早就在注《春秋传》，还没有完成。听您所说，你我见解大都相同，现在我把已经注好的部分全部交给您罢。”后来服虔很快就著成了《春秋左氏传解谊》，人们称为《服氏注》。

宋代的王安石曾写过一篇论兵的文章，题为《兵论》。有一天刘攽去拜访他。刘攽，字贡父，是北宋的著名史学家、诗人，庆历六年进士。王安石正好在吃饭。看门人把刘攽带到王安石的书房，让他稍等一会儿。刘攽在书房里无所事事，踱来踱去，看到书桌上有文稿，就翻阅起来，这文稿正是《兵论》的草稿。刘攽拿起来读了一遍就记住了。当他把文稿放回原处之时，王安石进来了。两人寒暄一番，王安石就问刘攽：“您近来有何大作啊？”刘攽笑嘻嘻地说：“写了篇《兵论》，尚未完成。”王安石惊奇地问：“那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”刘攽就把看过的主要内容述说了一遍。王安石不知刘攽已经看过他的文稿，以为自己的文稿和刘攽撞车了。他沉吟一会儿，就把那篇兵论的草稿当着刘攽撕掉了，王安石放弃了著作权，可惜却没有留下副本。

《浮生六记》最早的1877年刊本只有“四记”。自王均卿搜集到“二记”后，世界书局1935年版的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中的那本《浮生六记》就是足本，有六记了。对后二记的作者，有说沈复，有说非沈复，且不去管他。其中《中山记历》就很有文史价值。文中记载，嘉庆四年，琉球新国王尚温上表请求封王，朝廷派正副使节去册封，随从五人，航行六昼夜。写到过钓鱼岛时描写细致：“恰逢夏至，襥被登舟……初九日，申刻，见钓鱼台，三峰离立，如笔架，皆石骨。惟时水天一色，舟平而驶。有白鸟无数，绕船而送，不知所从来。入夜，星影横斜，月光破碎，海面尽作火焰，浮沉出没……初十日，辰正，见赤尾屿。屿方而赤，东西凸而中凹，凹中又有小峰二。”幸亏读到这个足本，文字美焉，景色美焉！毕竟是清人所写，让我们借着文字之船去清代海疆游历了一番。如果真是有人写了此文让给沈复，那反而拓展了清代生活的画卷，倒要谢谢那位谦让的匿名作者了。

现代人也有很多在著作权上谦让的动人故事。如，有一年，钱学森偶然发现，山西一位基层科技工作者张沁文在研究农业系统工程，钱学森就对张沁文进行了帮助和指导。对于张沁文的《农业系统工程》论文，钱学森从观点的阐述、材料的选择到层次的安排，都做了仔细的考虑，并和他合作研究，最后还亲自动手将论文改定。到论文署名的时候，张沁文把钱学森的名字写在前面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但是，钱学森执意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张沁文的后面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应依姓氏笔画为序。”钱学森还申述了三点理由：一是“发明创造权主要在你”；二是对我国现在流行于科学技术界的“老头子制”表示反感和抗议；三是“依你我年龄论，你应居第一线”。

这种在著作权上谦让的品德，实在令人有瞻望高山之感。

本文来源：宁波网-宁波日报